红安三里桥是华中大别山腹地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二程镇金沙河边的一个自然村落，地处麻城市宋埠镇通往大悟县的“宋大公路”古道旁。地理位置为北纬31°19´2x"、东经114°33´3x"之间。

地平线处为现在的红安县城关镇

摩崖石刻遗迹

该摩崖石刻遗迹为刻镂于古道边整块石壁之上的规律排列点状和几何状图形，位于现三里桥村委会东南400公尺远的山坡土表层之下。整体崖面依山体南北向水平倾斜30度，大部分崖壁被草丛所覆盖。目前可辨别表面有图案的崖壁为相邻的面积大小2座裸露于地表的青灰岩。其中面积较大的崖石图案多，面积较小的崖石图案少。后者的崖石上仅发现凿有数十个直径4CM左右、坑深1CM的人工圆点坑，除点坑状图案外的其它石刻均刻镂于大崖石上。

面积稍大的摩崖石壁坐东面西，按图案笔画刻纹垂直为基线，结合刻工的自然站立位置，图案的整体重心线向东偏16度，尺寸长度1100CM，高180CM。崖壁表面由于受到自然界风雨及草木生长的长期侵蚀，暴露之前被8CM左右厚的草丛所覆盖。

面积稍大的摩崖石壁图案

从图形构成的内容来看，整个图案可分为三部分，“⊙”形图案、“扇”形图案和矩阵状点坑集成图案。这些可以辨别的图案样式古朴，笔画原始粗简，从功能上看，可能相当于上古先民的一个表意的图案集或者记事集。

一、“⊙”形图案

摩崖石壁“⊙”形图案

外形如“⊙”状，圆圈浑润，圆心居中。圈线的外直径63CM、内径59CM，圆点处凿有一个0.5CM深、直径5CM圆坑点。从崖壁处在山形的位置上判断，该“⊙”形排在整体图案之左首，应该是刻凿人表意的主体。“⊙”的形状如太阳状，参考容庚《金文编》第455页多款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日”字的图形，可知图案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所篆刻的吉金文“日”的写法一致无二。

容庚《金文编》第455页内容

因此，首断三里桥摩崖石刻“⊙”为“日”字。这是因为从地理大环境来看，三里桥地区地处大别山南麓的丘陵地带，北距大别山主峰海拔840公尺的老君山40KM，东西两端分别距麻城市顺河源古文化遗址和春秋弦国的“罗（山）-“黄（陂）站”古道20+KM，地貌为长江淮河分水岭大别山南部的丘陵地带。查阅相关历史典籍记载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三里桥属于沿黄河南迁的古江、息、黄、弦国的南鄙之地，为黄帝遗族帝鸿氏因江而国的活动区域。因此推断沿江而东的帝鸿氏与拜日的南方土著炎（帝）祝融部落，将图腾“⊙”的符号镌刻在这金沙河畔是极其可能的。结合上古部落沿长江淮河首尾递次推进迁徙发展的规律，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屡有“⊙”字符、太阳金属型器物出现的现象，结合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山东东部海滨所谓“禺山十日（部落）”“长人”部落的迁徙轨迹，其南迁部族的路线沿东海岸海滨进入长江口，溯长江而上，并在江淮、江汉之间的大别山地区留下族氏摹崖图腾刻符是很有可能的。

二、“扇”形图案

摩崖石壁“扇”形图案

此图案居于全崖壁中部，排在“⊙”形东侧，一边为弧形两边为直角，呈半月倒扣“扇”斗形，形高41CM。“扇”形内隐约可见数个人工浅圆坑点（尺寸类上），外形呈“倒扣半月”（月心朝下）的造型。根据紧邻“⊙”后的排序，按表意习惯，可断为日月的“月”。在“Chinese Etymology”（汉字源）的描述中，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也有将“月”字描摹写成半月形。

“Chinese Etymology”（汉字源）中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其中“Liushutong Characters 六书通的字（32）”编号为“QL37868”的“月”字更是与上述石刻图形达到了非常高的相似度。

“Liushutong Characters 六书通的字（32）”编号为“QL37868”的“月”字

另外，容庚的《金文编》中“月”的写法也与该扇形石刻图形非常相似。

容庚的《金文编》中“月”的写法

于是结合前面的将“⊙”释“日”的逻辑，将该“扇”形图案解读为“月”字也是有理有据的。

三、矩阵状点坑集图案

摩崖石壁矩阵状点坑集图案

图案中这些一个个排列得星罗棋布的圆点状石坑，间距均等有序，呈规则状分布，随崖面形状的变化有些又显得随意率性。但是基本风格一致，大小都在8CM至4CM之间，似出自一人或者遵从了某种刻镂规则的同一类人之手。目前肉眼所能够辩识的约有80余枚。从这些图案的造型上看，酷似盲文样式，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中龟板打孔件非常相似。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中的龟板打孔件

根据史料，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带有明显的炎帝祝融有鬲氏文化风格，从山东东部滨海的淮河、长江入海口，到淮河、长江上游的桐柏山、四川古蜀宜宾（古江州）流域和更南方的八桂大地舜子象郡，古文化遗存层出不穷，尤其是称“举”“冉（丹）”的族氏铭纹大行其道。在这层意义上，该点阵状石刻图案不断重复的打孔表述，或与现代计算机数据纸质打孔存储带一样承担计数作用。在仓颉造字之前，能够满足部落计数功能的，或许只有通过打石坑、龟板孔这个办法来实现，这说明在原始森林密布、远离中原农耕文明的“南衡”大别山中，山民们还保留着结绳和锲刻记事的习惯，这个习惯恰恰也暗合了当时处于文明草创前夜的炎黄二帝部落实情。因此，这些崖壁石刻的形成时间的时间应该不早于夏代初期的帝相征黄、髳二夷时期，不晚于云南丽江土著东巴（僰）人南迁之前（东巴人尚有中国史前古文字孑遗）。

通过以上对崖壁石刻图案上的笔画纹路观察和分析，还得到另外一条解读路径：这些图案并不是某些山民的无聊之作，而是出自一种比崖壁石质更坚硬的杵状物的连续反复有序刻凿。粗糙的线条和棱角缺乏金属工具雕刻的细致感，据此推测凿痕的刻凿工具可能是就地取材的硬度大于山体青岩的莹石。开篇提到的三里桥地处红安金沙河中上游流域，因明朝官府曾经在此开设淘金的“金局”而得名“金厂河”，后讹传为金沙河。此地也是中国第二大莹矿石产地，作为矿石冶炼的辅料历供钢铁等冶炼行业（据《红安县志》），莹石矿中还多伴生黄铜矿，而黄铜正是善于制作铜鼎黄帝部落的基本材料。关于这一点，红安曾有古名“仙居县”“仙居山”，而仙居正指黄帝“炼丹”遗族缙云氏“饕餮”的古居地的地域特征。结合华夏先人在迁入地命名故乡旧名“侨州县”的习惯，上述崖壁石刻的人主人也指向了早已南迁的炎帝、黄帝“望夷”族裔，或许这些摩崖石刻也是古铜矿工人从相近的大冶铜绿山寻矿“问鼎”而来。

综上，三里桥史前摩崖石刻不仅具有丰富的长江流域先民独特文化内涵，也是上古时期大别山地区渊源历史的“活化石”，充分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龙兴之地。（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