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乃记事方式也。国人遇有重大（重要）活动事件，常以立碑的形式来纪念之的传统。树碑立传我理解其意义就在于：牢记和纪念，标志与荣誉。

一、缘起

我的哥哥名为孙永章，生于1926年，为家中长子，自小勤奋好学，胸怀大志。1944年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战斗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受到部队多次通报表彰。1947年阎家堡战斗中为救伤员壮烈牺牲，未留尸身，时年21岁。家人获悉噩耗，悲痛不已。1953年12月，在父亲孙盛亭多番奔走努力下，国家追封我的哥哥为革命烈士。

为兄立碑，乃我多年夙愿，今终得成行。我1943年生人，而哥哥却是1944年就参军。我仅仅1岁多一点，哥哥就离开了家乡。1947年春天哥哥在解放战争中，因抢救战友，为革命牺牲了，我那时候才4岁。所以对于一奶同胞的哥哥却没有一点印象，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没有见过哥哥，却见过母亲因思念兄长而撕心裂肺、涕泪纵横的模样。哥哥是1947年春天牺牲的，他的烈士证却是经过近7年才发下来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发烈士证？这个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父亲为这个烈士证东奔西走，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为这样，我萌生了为哥哥做点什么的念头，决定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可是我对哥哥没有一点印象，于是我开始打听老前辈，调查哥哥的事迹。遗憾的是，哥哥的出生日期已无从查证；可喜的是，许多老前辈为我讲述了哥哥的事迹。就这样，我慢慢地写成文章反复修改终于成稿。2003年2月21日，在《唐海周报》上发表了我的回忆录《回忆我的哥哥孙永章》，题目字体黑而工整，苍劲有力，文章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作者“孙永联”这三个字比别的文章作者要大些，我深感欣慰。我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路，亲自到报社感谢编辑。这篇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但是我并不满足。我多次骑着自行车跑到唐海县民政局，要求给身为烈士的哥哥立个纪念碑。可是人家明确表示，要立碑就给全唐海县的所有烈士立碑，不能单一地给某位烈士立碑。后来到十农场找到在武装部工作的李全杰，全杰把这个意见带到党委会。党委会和民政局是一个观点，不能单给一个烈士立碑。怎么办？！哥哥为革命流尽了血，母亲为哥哥流干了泪，父亲为寻找哥哥的牺牲证明费尽了辛苦。没人给立，我自己立。我以虔诚之心，敬表对兄长的敬爱与追思，为使晚辈铭记兄长的光荣事迹，遂决定为兄长立碑。我遂与弟弟和三姐（其他姐姐已故去）商议为哥哥立碑一事。姐弟众人心意相通，当即一致支持为兄长立碑的提议。三姐家居北京，老两口有固定养老金，子女皆有不错工作，为减轻农村弟弟们的负担，自愿承担所有花费。然兄弟三人欲自圆心愿，未受三姐美意，最终所有费用由兄弟三人平摊。立碑具体事项则由我操办。

二、确定碑文、石碑尺寸及式样

我受领此任后，殚精竭虑、反复斟酌，数易其稿，拟定多套设计方案，广泛征询众人意见。最后决定碑文采用印刷正规体，纪念碑采用碑身与碑座分体嵌入相连，碑高180公分（1.8米），宽60公分（0.6米），厚12公分（0.12米），碑座长80公分，高40公分，宽40公分。碑体正面正中央为“奠孙永章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碑体右侧为哥哥生辰（生于一九二六年）和牺牲年份（于一九四七年牺牲），碑体左侧为立碑人（弟永联、永志，妹瑞兰）、立碑时间（2004年11月立）和立碑原因（怀念兄长参加革命六十周年）。碑体背面刻有哥哥生平，详文为：“兄孙永章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入党，同年十一月参加八路军，在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受到部队多次通报表彰。曾救过旅长肖天福，营长傅占廷。一九四七年在阎家堡战役中任教导员。在抢救伤员时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二岁。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纪念碑文字尺寸和式样确定后，我前往距老家十几公里外的县城石碑加工点探寻。选好石料，并嘱咐商家指派富有经验的老石匠负责雕凿，雕凿完毕后雇车送至十农场纪念堂，石料与刻字工钱和运费共计人民币一千三百元左右。

三、栽种大松树

我决定在哥哥墓侧栽种一棵松树，代表哥哥死后复生，万古长青，但是我寻遍十农场而不得，最后在农场领导的推荐下从六农场订得一棵松树。领导本想给卖家打招呼给我成本价，但我秉持“买卖公平”的原则，不愿意让卖家吃亏，最后以100元一棵的价格购得松树。

怎么把松树运到纪念堂呢？这时候我又不舍得那一百来块钱的车费了，决定自己用自行车驮回来。在自行车右边挂一小铁筐，把松树捆在后座上，尝试了多次骑起来都没有成功，因为松树重量虽然不太大，但四仰八叉，根本控制不住手把。最后，我从六农场把松树推回十农场，来回整整50里地，这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老一辈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给哥哥栽树的信念支撑，这么长的路，只骑自行车都是累的。推到去纪念堂和回家的分岔口时，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分岔路口离纪念堂有七、八里路，我只能放弃了直接送到纪念堂的原计划，打算直接回家。

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遇到了下班回家的女儿孙建华。她问明缘由，给昌在打了电话。大姑爷孙昌在开车将树送到了纪念堂。我就是这样，只要是自己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麻烦儿女。纪念堂所在的是盐碱地，松树成活率极低，我往栽树的坑里浇了好多水冲刷碱土，就为了让松树能活下来。纪念堂里没有水源，我只能拎着水桶从堂外一趟趟取水浇树，松树成活后，每到清明我也都会来浇水。

四、立碑

2004年11月的一天，天空尚晴，是难得的好日子，也是立碑的正日子。大儿子孙建明、大姑爷孙昌在和外甥女女婿孙全瑞（三姐大姑爷）一行人来到纪念馆，随后预约的吊车也到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碑终于立好了。大家在哥哥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对他进行凭吊。不忘先烈，昭示后人，是我最大的心愿！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越发重视对烈士的追思和纪念：2014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国家都会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从2014年起连续9年迎回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总计913名烈士忠魂还乡；还上线了“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发起“为烈士寻亲”活动，一系列举措让尊崇英烈的氛围愈发浓厚。

哥哥的碑立好五年后，也就是2009年，农场要为全场烈士集体立碑，经副场长李全杰从中协调，鉴于哥哥的碑刚立不久，农场不再给立碑，按立碑标准补偿我800元立碑钱。我当初为哥哥立碑总共花了1400元，这次农场补了800元，虽说还差600元，但我并不在意。我将此钱与弟弟和三姐三等分。

两年后的2011年，原唐海县给全县所有烈士立碑，县里统一立的碑比起我们自家立的那块，显得更为精致小巧，但因为哥哥原先的碑还完好，便没有更换。这样，哥哥有两块纪念碑并排在一起。(孙永联​)